有臺灣人遠(yuǎn)至非洲肯尼亞實施電信詐騙犯罪，被害人都是中國大陸人，5名嫌犯由當(dāng)?shù)胤ㄔ簩徖恚�并�?月5日作出判決。臺灣方面派駐南非代表前往當(dāng)?shù)兀�與有關(guān)方面進(jìn)行交涉，希望能將被告遣返臺灣。

　　就法論法，像這種臺灣人在境外犯詐騙罪的情形，臺灣這邊根本沒有必要去爭取遣返。以這次的案情而言，因被害人全部是大陸人，尚涉及與大陸法院管轄權(quán)之競合。而是否遣返受審，也跟所謂“司法主權(quán)尊嚴(yán)”無關(guān)。

　　對于臺灣人在境外犯罪者，刑法僅例外于第五條列舉十款特定罪名，及于第七條所定重罪，始可適用刑法處罰。至于電信詐騙罪，若臺灣人在境外犯之，并不在此刑法效力所及的范圍。

　　再看臺灣刑法第三條、第四條規(guī)定，刑法之效力，原則上只及于犯罪之“行為”或“結(jié)果”發(fā)生在本地者。亦即國際上所通用的“屬地主義”，而不是“屬人主義”。本件情形，“行為地”在肯尼亞，而被害人都是大陸人，亦即其“結(jié)果地”是在中國大陸。

　　臺灣方面不認(rèn)同“九二共識”，則“結(jié)果地”既在大陸，臺灣的刑法效力乃不及，自無法院管轄權(quán)可言；縱使行為人是臺灣人亦然。除非承認(rèn)“兩岸同屬一中”，臺灣方面方能主張“結(jié)果地”之刑法效力所及，始形成兩岸因結(jié)果地重迭之法院管轄權(quán)競合。而即使如此，臺灣方面也沒有必要去爭取遣返。

　　在法律上，必須先有刑法適用之前提，始能接下來討論刑事訴訟法所定“法院管轄權(quán)”之所屬。亦即，先有實體法的效力所及，才有程序法的管轄權(quán)認(rèn)定。況且，縱使如前所述臺灣方面有法院管轄權(quán)之情形，那也另外跟肯尼亞（犯罪行為地）的法院管轄權(quán)競合。而依“屬地主義”之國際法制通例，臺灣方面亦宜尊重彼等的管轄權(quán)，不必刻意爭取將犯罪行為人遣返。

　　畢竟，對于在境外犯罪的臺籍嫌犯遣返受審，將會耗費龐大的司法資源。至于說要彰顯“司法主權(quán)尊嚴(yán)”象征，其實也談不上。若臺當(dāng)局認(rèn)為兩岸關(guān)系不是“同屬一中”，則犯罪之“結(jié)果地”既在彼岸，“行為地”又不在臺灣，更非臺灣刑法效力所及，臺灣方面又如何主張法院管轄權(quán)？

　　至于刑事訴訟法第五條第一項后段規(guī)定，被告之住所、居所、所在地的法院亦有管轄權(quán)；則肯尼亞又是臺籍嫌犯的“居所地”或“所在地”，因此也有管轄權(quán)。而臺灣雖為其“住所地”，卻因臺灣刑法不處罰民眾在境外犯電信詐騙罪之行為，因此亦不存在“被告之住所地”所在的法院管轄權(quán)。

　　總而言之，對于境外臺籍嫌犯的法院管轄問題，在刑事法的法理上，僅是屬于“治權(quán)”的司法實務(wù)運作之層次，尚不涉及“主權(quán)”的象征。從而，臺灣方面若不去跟中國大陸或肯尼亞爭取遣返臺籍嫌犯，既不涉及“主權(quán)”之問題，又可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許文彬 作者系臺灣著名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