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識’的緣起是兩岸授權民間團體事務性協(xié)商開啟后，需要雙方有一個明確的政治共識。通過海協(xié)會和臺灣海基會多次磋商，最終形成了雙方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共識，后來被稱為‘九二共識’。”唐樹備表示。

　　今年81歲的唐樹備于1991年12月出任海協(xié)會常務副會長，是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的全程親歷者。在不久前北京聯(lián)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的紀念“九二共識”2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他這樣回憶說。

　　1992年10月底至12月初，海協(xié)會與臺灣海基會在香港舉行會談，會談后又通過數(shù)次函電往來，在兩岸主管機關和兩會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形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共識，2000年4月被時任臺灣當局兩岸事務主管部門“陸委會”主委的蘇起稱為“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的形成體現(xiàn)了兩岸中國人高度的政治智慧，達成共識的方式也是雙方在處理兩岸問題過程中所進行的一次重要政治創(chuàng)新。‘九二共識’為兩岸交流與接觸、為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提供了明確的政治基礎，開辟了兩岸制度化協(xié)商的新時代。”唐樹備說。

　　“九二共識”達成后，兩會領導人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了“汪辜會談”。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邱進益為此曾先期訪問北京，與海協(xié)會舉行預備性磋商，確定了“汪辜會談”的三大議題。

　　在北京聯(lián)大臺研院的研討會上，邱進益與時任海基會副秘書長的李慶平說，當時海基會基于臺灣當局正式作出的“關于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于1992年10月底與海協(xié)會在香港進行協(xié)商，后續(xù)有函電往來。當年11月16日，海基會收到海協(xié)會關于口頭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要點的函，即“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此函同時附有海基會之前所提口頭表述方案，即“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tǒng)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于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這些函電就是雙方達成“九二共識”的重要依據(jù)。

　　現(xiàn)任臺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時任“陸委會”副主委，是“九二共識”達成的臺方操盤者之一。本月9日他在臺北舉行的紀念“九二共識”2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發(fā)言時，細數(shù)當年親歷“九二共識”誕生的過程。

　　馬英九說：“‘九二共識’的出現(xiàn)不是口頭的，不是憑空的，是白紙黑字，是函電往來……‘九二共識’不應該是一個政治符號，而是一個歷史事實。”他指出，“九二共識”代表的就是兩岸擱置爭議、正視現(xiàn)實的精神，以及務實解決兩岸問題的態(tài)度。它促成了“汪辜會談”，為后來兩會制度性協(xié)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九二共識’滿20年，具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我們要確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并正確給予它評價；第二，我們要確立‘九二共識’是目前兩岸交流互信的基礎；第三，我們要宣示‘九二共識’是確保兩岸和平發(fā)展的關鍵。”馬英九說。

　　在“九二共識”達成20周年之際，著眼兩岸關系的未來，唐樹備、邱進益也發(fā)出殷切的寄語。唐樹備表示，兩岸應本著建設性態(tài)度，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一致立場。邱進益則提出，兩岸關系應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繼續(xù)大步走下去，造成不可逆轉(zhuǎn)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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