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綱領性文獻，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時代性提升，是新時代中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在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結合中提升制度自覺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那天起就把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制度作為奮斗目標。在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性文件里，明確提到“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從井岡山、中央蘇區(qū)到陜甘寧邊區(qū)，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根據地建設的進程中努力探索新的社會制度。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已經積極探索和謀劃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國家制度。1949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和通過的《共同綱領》，規(guī)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選舉了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開啟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史。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通過的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我國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70多年來中國的國家制度為中國社會發(fā)展和文明進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中，鄧小平明確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將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從那以來，歷屆黨的中央委員會都對制度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做出了積極貢獻。

　　黨的十八大把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位置，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fā)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tǒng)完備、科學規(guī)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并把“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十三五”時期要實現“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九大以來推進黨和國家領導機構改革并將其推廣到全國的所有治理層次，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站在了中華民族制度文明建設史的百年制高點。

　　在世界與中國的結合中創(chuàng)造制度優(yōu)勢

　　中國共產黨人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心態(tài)，自覺地向人類文明成果學習，又切實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在改革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chuàng)新，構建起了既具廣闊國際視野，又有深厚中國傳統(tǒng)，還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yōu)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這個制度的最大優(yōu)勢就是最大限度地激發(fā)出中國人民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活力，創(chuàng)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fā)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奇跡”，幫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來，經過6年多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chuàng)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zhí)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是能夠持續(xù)推動擁有14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fā)展、確保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政治優(yōu)勢，而這個最大優(yōu)勢從多個方面得以形成并得到保障。第一，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定位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沒有人民利益以外的任何特殊利益，能夠在理論和實踐的統(tǒng)一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第二，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性地構建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起來，開展最廣泛的政治協(xié)商，構建起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協(xié)商民主政治體系。第三，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加強自己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提高黨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同時不斷推進自我革命，不斷純潔黨的隊伍，保證黨的肌體健康，保持生機與活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制度，使之制度化，將對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保持先進性、純潔性、戰(zhàn)斗性發(fā)揮非常積極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根本價值取向是人民當家作主。為此我們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根本政治制度，一方面努力發(fā)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fā)展，另一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努力強化社會公平正義；同時，努力統(tǒng)籌城鄉(xiāng)的民生保障制度，通過精準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努力發(fā)展公共服務設施，解決發(fā)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決定》首次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等，從社會不同層面人群的現實需要出發(fā)有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政策，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突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學習、探索與創(chuàng)新。按照傳統(tǒng)理解，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與私有制、市場經濟、按資分配，二者處于非此即彼的分化與對立狀態(tài)。中國共產黨人經過數十年的積極探索與改革創(chuàng)新，建立起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所有制形式，建立起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并且將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既通過社會主義公有制發(fā)揮國家經濟力量的主導地位和壓艙石作用，又能借助多種所有制拓展發(fā)展渠道、擴展多樣空間、創(chuàng)造生機活力；既能通過按勞分配維護勞動者基本權利和保障社會公平，又能通過多種分配方式鼓勵個性化發(fā)展獎掖先進激發(fā)效率；既能通過市場經濟為社會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最大可能性空間、最大限度最快時間調動社會資源，又能通過政府的宏觀管理實施重大戰(zhàn)略、推進重大項目和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正是這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展現出特有的制度優(yōu)勢，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既創(chuàng)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奇跡、又創(chuàng)造出世所罕見的社會長期穩(wěn)定奇跡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著最為深厚的思想資源和文化依托。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最突出的是三個方面的有機整合：一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新性轉化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二是對于世界各種先進文化的學習和經驗借鑒，三是學習傳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更重要的是把它們在中國大地上有機整合起來，立足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構建起豐富多彩的文化體系，展現出中華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力量和魅力。

　　在堅持與完善的結合中提升治理效能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將制度優(yōu)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并明確提出了“固根基、揚優(yōu)勢、補短板、強弱項”的實施路徑，提出了加強“系統(tǒng)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工作重點，這不僅有助于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更好治國理政，加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有助于在全球治理變局中彰顯中國道路及其比較優(yōu)勢，為各國人民對于更加美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確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yōu)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正是依據這樣科學的制度自覺和深厚的制度自信，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的未來30年戰(zhàn)略謀劃基礎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將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fā)展目標，與社會發(fā)展的分階段目標有序銜接起來，構成同步發(fā)展階梯。會議明確指出，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引領和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引領和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yōu)越性充分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