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白先勇主持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百戲之母”昆曲的復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臺灣，影響更為深遠的則是昆曲傳習計劃。臺灣“中央大學”戲曲教授洪惟助正是該計劃的主持者，他創辦了臺灣昆劇團、第一座昆曲博物館，編纂了世界上首部昆曲辭典，目前正編寫昆曲在臺灣的發展史。

　　“昆曲交流可以說是兩岸交流的典范。兩岸的昆曲學者藝人互相扶持、互補有無，讓昆曲從一個寂寞的劇種，變得為大家所重視。”在洪惟助臺北的家中，記者聽76歲的他細述起親歷的兩岸昆曲交流故事。

　　與昆曲結下不解之緣

　　上世紀60年代，洪惟助跟隨遷臺的知名昆曲曲友徐炎之、張善薌夫婦學習唱曲，從此與昆曲結緣。徐炎之夫婦在臺灣十余所大專院校和中學教授昆曲，并組織“同期曲會”，培養了不少昆曲研習和愛好者。

　　1989年，大陸六大昆劇團齊聚香港演出，洪惟助深為演出的細膩精致而感動，對昆曲產生了愈發深厚的感情。次年，臺灣曲友賈馨園發起“昆曲之旅”，洪惟助等人隨之前往上海，對上海昆劇團的表演大為驚艷。

　　根據洪惟助的考證，臺灣的昆曲活動可上溯至清乾隆年間，但在1949年以前，昆曲在島內主要保存于流行的北管、十三腔、京劇中。此后不少曲友遷居臺灣，昆曲清唱和彩演日漸頻繁，但始終沒有專業的昆劇團。隨著徐炎之夫婦辭世，臺灣的昆曲活動也逐漸沉寂。

　　“昆曲在臺灣家底豐厚，值得研究推廣，而且要研究中國戲曲，昆曲在戲曲史上是重要劇種。元雜劇等現在已不能演出，但其劇本、舞臺美術等很多保留在昆曲里面。清代以后興起的劇種，大部分受昆曲影響。昆曲是承前啟后的劇種，要好好發揚。”洪惟助說。

　　1991年，洪惟助與臺灣“中央研究院”首位戲曲院士曾永義共同主持“昆曲傳習計劃”，10年間，共舉辦6屆，培養昆曲愛好者400余人，專業演員20余人，共學折子戲40余折。

　　昆曲傳習計劃影響深遠

　　“每次都報滿，從小朋友到70多歲的退休老人，還有全家都來參加的。”洪惟助說，參與人數最多的是大學生，還有學校老師。“當時我小兒子上小學二年級，他也跑來聽，回去跟同學介紹昆曲。”

　　昆曲傳習計劃從第四屆起，除招收業余愛好者，還增設“藝生班”，吸引優秀曲友和“國光”“復興”兩劇團京劇演員參與，此后又培養文武場（樂隊）人才，為日后島內的昆曲演出和后續發展打下了基礎。

　　念及上世紀90年代大陸的昆曲發展狀況，洪惟助感慨萬端。“曲社里都是老人，不過一二十人，還常常找不到人吹笛子，劇團演出也沒人看。”他那時50歲，進場看戲發現自己竟是最年輕的。演員出場沒人鼓掌，結束時觀眾各自散去。“看了就很傷心。”

　　洪惟助等人廣邀大陸各大昆劇團名家來臺演出、教戲、錄像，既讓大陸戲曲界對昆曲發展重拾信心，又為昆曲傳承保留了寶貴的影音資料，張繼青、蔡正仁、汪世瑜、岳美緹等人的藝術巔峰狀態得以記錄，為后輩學藝提供彌足珍貴的參考。

　　“臺灣后來成立了十幾個昆曲社團，有七成以上的參與者是傳習計劃出來的。”洪惟助說。2000年，昆曲傳習計劃結束，洪惟助組織藝生班、文武場班優秀學員，成立臺灣昆劇團并擔任團長。

　　兩岸攜手傳藝風雨精誠

　　“臺灣昆劇團一年至少演出七八場，多的時候有20多場，但沒有自己固定的演員。”洪惟助說，劇團至今演過折子戲60余折，串本戲（縮編戲）和新編戲13本，曾到大陸多地和海外演出。劇團成立后，大多數時候以戲帶功，每年大概請兩批大陸名師來幫忙排戲，給演出把關，多則3個月，少則1個月，還會開設講座及推廣班。

　　在洪惟助看來，臺灣以前研究中國傳統戲曲的學者，大都是“在故紙堆里討生活”，圍繞文獻資料打轉。他卻堅持“戲曲是活在舞臺上的”，帶動學術界對戲曲表演有了更多關注。昆曲傳習計劃整個運作模式，也影響到其他劇種在島內的傳習與研究。

　　1992年，洪惟助在“中央大學”成立戲曲研究室，首要工作是編纂《昆曲辭典》。由于相關研究不足，洪惟助遍訪大陸多地搜集文物史料，更訪問百余名曲家、演藝家和學者。2002年，由洪惟助主編的該辭典問世，共有200余萬字、圖片1003張、“基本形體身段示范”光碟2張，兼顧文獻、文學、音樂、舞臺表演等方面。它既是世界上首部昆曲辭典，也是兩岸學者心血的結晶。

　　近30年來，戲曲研究室收集文物上千種，包括明清以來戲曲家及昆劇藝人書畫，清代和民初線裝書，清乾隆以來名家所藏所抄珍貴曲譜、樂器、戲服、戲船模型等。同時擁有戲曲相關書籍1.5萬余冊、期刊3000余冊，影音資料1萬余種。

　　以此為基礎，2017年底，全臺首座昆曲博物館在洪惟助的主持下成立，它坐落于“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至今已吸引近萬人次參觀，同時兼有圖書館和教學傳習功能。從去年底至今年7月，昆劇傳字輩特展在此舉辦。從清末民初昆曲衰微到如今走向復興，背后既有洪惟助等人的傾力推動，更見兩岸攜手傳藝的風雨精誠。（記者 張盼）